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方法及其性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内容丰富且成体系,概括性提法是“解剖典型”,理解方法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理解方法是马克思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辩证关系这一哲学分析框架的方法论化,实质是主体性.理解方法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科学方法论主张判然有别,主体性质、批判性质、过程性质、逆溯性质、革命性质和整体性质是题中应有之义.鉴于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专著和论文中应给予理解方法以表示存在的机会.     

中国公司对欧盟直接投资动因分析——基于“真实选择权”的视角

自2004年以来,随着欧盟东扩以及国际市场风险不断加剧,中国公司不断增加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本文认为,中国公司对欧盟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就是在欧盟获取或建立一种"真实选择权"以规避日趋扩大的国际市场价格风险与汇率风险。由于近年来人民币"对内贬值而对外升值"状况不断恶化,中国公司面临的国际市场风险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取欧盟"真实选择权"的价值增大,进而刺激中国公司扩大了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并购欧盟较先进企业也可以增加该"真实选择权"的价值含量,所以中国公司对欧盟直接投资大多选择了并购模式。文章使用2004-2012年间中国公司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动态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检验,相关结果证实了"真实选择权"理论分析的有效性。     

论行政发展的政治生态优化

管理行政是在近代民主政治的框架中形成的,以民主政治为其政治生态。政治—行政二分原则的确立既使行政在工具的意义上获得了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又使行政必须受到政治的监督和控制。在此条件下,管理行政拥有了形式公共性。然而,随着实质公共性追求的确立,作为工具性行政的管理行政受到了挑战。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促进合作的需要和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等要求管理行政转变为服务行政。服务行政难以在形式民主的条件下得到实现,与之相适应的应是一种合作政治的生态。     

引入与完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本土化适用研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严峻态势和现有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律体系的缺陷,《刑法修正案(十一)》因应时代、经验变迁中形成的未成年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与固有生理年龄标准脱钩的现实境况,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在适用对象、范围、程序上的限制实为与本土现实、制度相协调。应处理好刑事责任年龄改革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遇措施的关系,双管齐下,共同构筑体系化的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方案。     

论平等权权利冲突的理论问题

平等权权利冲突在我国目前屡见不鲜,是一个现实的急待探讨的问题。其表现在不同的权利主体、权利自身因素、不同法律价值诉求、立法与立法之间。而平等权是一个自创生的系统,由于平等权权利冲突导致其自创生力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一种机制,所以,体制的完善、经济的全面发展、法律意识的提高和健康平等权心态就是平等权权利冲突的平衡路径。     

学业领域儿童能力判断的发展特点研究综述

能力判断是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心理学家从儿童对能力本质的认识、儿童的能力和难度概念及能力效力概念的发展及其对行为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但是这些理论探讨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研究领域予以关注。     

消防人力资本积累探析

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对消防安全服务的需求,消防人力资本的积累是提升消防救援效率的有效途径。通过探索消防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分析影响消防人力资本积累的主客因素,提出提高消防人力资本积累的措施：推进院校体制改革,建立“职业能力”定位的在职培训体系,构建适应消防官兵需求的社会保障机制,改革消防人力资本流动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体制。     

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的博弈论方法:策略、结局、效用

"三农问题"是国人目前普遍关注热点,农村发展没有质的进步,农民人权保障缺失,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双双步入困境。农民人权是农村发展的目的,也是农村发展的手段;农村发展以农民人权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二者的极大关联性,引入博弈论分析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在博弈模型中,"策略"是对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的行为假设。经过纯策略和混合策略的博弈,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达成一种利益均衡的契约,这种契约产生的合作共赢的结果,称为"结局"。而对这种结局进行评价称为"效用",表现为以农民人权度量农村发展的评价标准体系。     

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之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城市部分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性别差异。从整体上看,中国男性城市居民从事的环境友好行为少于女性,但女性城市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主要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行为;就公共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而言,男女的参与比例都很低。     

论受教育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

受教育权的可诉性及其程度受到两个层次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影响,一是国际法关于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划分,二是国内法关于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区分。受教育权作为宪法权利,在自由权层面及形式平等方面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具有可诉性;但在社会权层面,只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升学权和免费就学权具有可诉性。受教育权作为法律权利,其可诉性程度大大提高。平等主体之间的受教育权纠纷可由双方提起民事诉讼予以解决;但行政相对人向行政主体提起的行政诉讼则同样受到被侵害的受教育权性质的影响。